事情的開始~ <--關於這部落格的故事,這篇是最簡單的介紹

2015年10月2日

《無法送達的遺書》:老子就是臺灣黑五類




老子就是台灣黑五類
作者: 羅毓嘉

「老子就是台灣黑五類!」黃大一啐了口氣,點起根菸。白色的煙霧瀰漫在狹仄的客廳空氣裡。客廳深處,掛著黃大一以催眠學者身分赴中國演講的海報,他還是業餘古生物學家,玩石家。憑藉著對古生物化石的熱情,成為兩篇《NATURE》論文的領銜作者,更是台灣學術圈少見不具博士學位仍能登上《NATURE》的奇葩。

他的另一個身分,可能更和他的生命歷程有著更深刻交纏的關係。他是白色恐怖燕巢支部案受難者黃溫恭的遺子。

黃大一亮出在他協助之下,首度讓中央大學學者論文登上 2013 年四月號《NATURE》封面的雜誌,忿忿地說,「老子因為白色恐怖沒有拿到美國的博士學位,在台灣就到處吃鱉,包括台灣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五位台灣學者同時登上《NATURE》封面,但就是老子我沒有博士學位,今天為了中華民國好了,取得了這樣的紀錄、光榮,誰來鳥我們?馬英九會接見做麵包的,打球的,可是在學術上為國家爭光的,他甩都不甩。」

黃大一的科研成果登上2013《自然》月刊封面。取自中興大學官網

從小,黃大一知道自己成長在一個特別的家庭。

黃大一說自己也許頭上長角,也許叛骨,但談到父親他說,不知道。曾經他對父親的事情只是感覺,細節卻一無所知。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僅知道戒嚴時期,舉凡出國都需警總批准出入境證,黃大一業已取得美國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的入學通知,出入境許可卻遲未發放。直到後來,藉由人脈疏通,甚至走後門向相關人員塞了紅包,這「運動」方收效果......然而,幾年後,黃大一小妹黃春蘭則沒有那麼幸運,她從小品學兼優,更以優異的成績申請到 Michigan University 的研究所與全額獎學金,卻無法取得護照,出國留學的夢想便這樣硬生生給窒死了。

黃春蘭那時只是等待。等待那不知何時能夠取得的護照。黃大一也在等待,等著已經取得入學許可的妹妹,一同來到美國。啊,對黃春蘭而言,那是行屍走肉的一年。那無所適從的一年。

甚至牽連到經已在美國的黃大一,在選擇與指導教授一齊離開、或不離開 Ohio State University 之間,錯失了完成博士學位的機會。

國民政府,是如何耽誤了這些人的青春。只因,他們有個「錯誤」的出身。

「一九七二年的時候,我從松山機場起飛,那時候基本上就抱著說,一種不可能再回來了的心情,一種被自己的國家驅逐出境的感覺,流亡的心情。」黃大一熄了菸,說,「出發之前去姑姑家辭行,姑姑就講,男兒志在四方,何必埋骨在故鄉。」

黃大一在美國博士班中止學業後,仍進入業界,編寫了中文電腦的達意輸入法,一九八八年輾轉回台,則應蘋果電腦之邀,開發中文世界第一套標準字體。其後,黃大一創建玩石家社團,發現祿豐龍的胚胎,透過恐龍胚胎化石內的基因殘留物,與海外團隊合作,一舉將台灣五名學者送上權威雜誌《NATURE》的封面故事,並以此獲得中興大學的傑出校友表揚。

只是這些可曾能彌補痛失父親的缺憾?黃大一赴美之時頗感唏噓的,那被自己國家流放之感,又何能一刻獲得削減。

這些,父親黃溫恭,都已經看不到了。

曾經對父親的遺願一無所知,黃大一與其妹黃鈴蘭、黃春蘭等人,直至五十多年後,才終能見到父親遺書手澤,但身為台灣黑五類也好,備受騷擾的受難者家屬也好,黃大一憑藉著一己之努力,終究能成為了父親所希望的,那鋁一般的人才。

一,爸爸現在的心情你大概不能想像吧......我的心窩兒,亂如麻,痛楚得如刺,如割,......一切將要完了......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裡一次地映著......抱你在路竹遊玩的街道......在春日和你餵雞鴨......一塊兒吃木瓜,甘蔗,鳳梨等水果......一塊兒遊玩的山坡......枋寮,水底寮......你最高興回去的家鄉......嗚呼!一切都如夢一樣的......最後的時間到了。我希望你成為鋁一樣有用的人才。爸爸很誠懇地呼喊祈禱你的健康!快樂!進步!我幻想著二十年後地你的偉姿瞑目而去了......我的寶貝!阿一!阿一!

隔日清晨,將是槍決的執行日了。黃溫恭就著獄中微弱的燈火,危危顫顫地給家人寫字--他的判決自徒刑十五年,被蔣介石大筆一揮改判了死刑,寄予妻的每一封信,實已都是絕筆之詞。這回,他將訣別世界,仍要對自己所深愛的土地與人發聲,婆娑的淚眼裡,視線如何能再如光如電,落手的筆跡,又如何能不震顫而凌亂。

按判決書所言,黃於一九四九年初在高雄路竹由盧燦圭介紹參加共產黨,先後吸收黃金清、馬玉堂、陳廷祥等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黃溫恭向屏東縣黨部自首,然未將陳廷祥的組織關係交出......陳廷祥吸收許土龍、陳清祈參加組織,成立燕巢小組自任組長,並將中共黨史、光明報、新大陸交與閱讀......會不會,黃溫恭正如每一個胸膛發熱的青年人,在那個時代,理想與現實衝撞在腐敗、戰敗、落荒而逃的政權羽翼之下,他會對勝利者有所期待,有著憧憬。或許,他猜測著,共產黨在中國會勢如破竹地拿下天下必有其因,而他,像每個動盪時代的每個青年人啊,選擇共產黨,是否也僅是時代的必然?

卻已沒有時間了。

初夏的夜晚,半夜三更仍令人發寒。是死亡已進迫而來,卻還有那麼多理想,有那麼多要為台灣付出的壯志未酬。可這時,時間站在威權與審判者的一方,硃筆一揮,一個被指摘為叛國者的黃溫恭,已無時間再感絲毫不甘。

這是他生命最後,最為短暫又漫長的午夜時分。

僅能疾書,僅能振筆,黃溫恭逐一寫信給自己結縭六年的髮妻,稚子與幼女,啊,那他尚且未能謀面的么女,他所懇切地想要擁抱、親吻一回的么女啊,只剩幾個小時了,又該怎麼能好好訴說自己的想念。他想像著,想像著自己的大兒子能成為鋁一般有用的人才,會成為土木工程師,而那有著絕佳音感的長女,可能成長為有名的大音樂家嗎?至於么女,自己未曾相見的女兒,那兩張襁褓中的照片是他思緒唯一所能寄託之處,他看著她白胖的面頰,身為父親的片面的遐想,她若能成為獨當一面的律師,該有多好。

這些幻想如露如電,孩兒們的形影轉瞬就要消逝。不知過了多久,他的指掌已因久握鋼筆而僵硬,日漢交雜的字跡,也因心靈震顫而越呈紊亂了。

先前的通信裡邊,妻要他臨刑前穿上球鞋,要他,切莫忘記把手放進褲袋。如此啊如此,即使屍身面孔模糊,家人也能很快地認出他來。可他不希望這樣。在給妻的遺書裡,他寫道,屍身不可來領。別。他想,這塊土地--這亂世中的土地啊--還需要更多濟世的醫師,而倘若這具屍首能捐贈予台大醫學院或其他的醫事人員訓練機關,當能讓學生們解剖、習得更多的知識。先前,在獄中落下的兩顆牙齒已寄回家裡,在他口腔裡留下陰惻惻的空洞,那就是他的遺體了,就當作是他遺體的全部吧。

他將五封遺書摺疊再摺疊。像他短暫的三十三歲的人生,路竹的童年,台南二中的求學時代,越洋赴日修習齒科技藝,再受日本徵召赴東北任大戰關東軍軍醫。而今,他回到台灣,因目見國民政府的腐敗而決心為台灣做點什麼的此時此刻,台灣,故鄉,竟要成為他的埋骨之地。五封信,六千五百字,纍纍牘牘都是生命的呼告,他把自己摺起了,把自己和島嶼共生的命運摺疊,再摺疊。天際乍現了魚肚白。這會是最後的時刻了嗎?他仍握緊了右手。他會記得的,他要將右手放進褲袋。那是他與妻最後的約定。對家人,對世界,他總還有那麼多的話要說,然而如今,他已沒有別的話可說。

一九五三年五月廿日清晨,馬場町槍聲響。

三十三歲的黃溫恭,被控以叛國罪名,與台灣省工委會燕巢支部案同案友人陳廷祥,於同年同月同日死於同地。

走在東亞天空下的靈魂,他原寄望的,是能夠慶賀自己隊伍的勝利。

但黃溫恭不知道,那五封遺書,合共六千四百九十七個字,必須在五十八年後才能送到自己家人的手中。生命在他三十三歲那年靜止,而對他的家庭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與他有死生契闊之約的髮妻,晚年失智,已無法再讀及他最後留下的隻字片語。

他是家庭合照上永遠缺席的父親,他的妻終身未再婚,子女雖健康成人,卻難甩白色恐怖的陰影糾纏--他的女兒,在兒女面前也絕口不提那永恆空白的「外公」。

直到五十八年後,他的遺書在返還儀式上,由總統馬英九代表交還給收件人黃楊清蓮、黃大一、黃鈴蘭、黃春蘭、與小姨子杏妹,時間終於再度開始運轉......

無奈只抱著妳的幻影,我孤孤單單地赴死而去了。我要留兩三點,奉達給最親愛的妳,來表現我的誠意。蓮!我是如何熱愛著妳啊......這是妳所知道的。踏碎了妳的青春而不能報答,先去此世......唉!我辜負妳太甚了!比例著愛情的深切,感覺得慚愧......。蓮!我臨於此時懇懇切切地希望妳好好的再婚。希望妳把握著好對手及機會,勇敢地再婚吧!萬一不幸,沒有碰到好對手,好機會,亦為環境等而不能再婚的時候,妳也不必過著硬心、寂寞的灰色的生活。我是切切祈禱著妳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總而言之,妳需要邁進著妳自己相信最幸福的道路才好。

思念與期望未嘗被傳遞。夾藏在檔案深處,黃溫恭的遺書,直到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才被發現。

台灣街頭,彼時因陳雲林來台期間國民黨政府浮濫擴張警察執法權限,白色恐怖的陰影再次鋪天蓋地襲來,人民不再坐以待斃,反而野草莓遍地開出蓬勃生命的野花。人民又再上了街,像揭開怎樣的十一月天幕,槭樹黃葉,將落,未落,人心驚惶。那年十一月廿四日。一個青年女子,捧著疊影印機適才吐出的文件尚有餘溫,步出了國家檔案局,街頭是清冷的樣子。

她長相和黃溫恭像極了,有英挺的鼻,豐厚的上唇,她是在笑著嗎,抑或下一秒鐘就要流下眼淚。看不出她在想甚麼。

她是張旖容。黃溫恭的么女黃春蘭之女。

台北盆地冷澈的秋風,颳來讓人生冷。她隨意地翻著手中的檔案,《極樂殯儀館收斂執行死刑人犯報告表》死亡人姓名:黃溫恭;領屍人姓名:無;備考:本館代理。



《國防部公文》受文者:總統;事由:為叛亂犯陳廷祥等業已執行死刑謹檢附執行照片及更正判決轉請核備;二、茲據該部......號呈以業將叛亂犯陳廷祥黃溫恭兩名於四十二年五月二十日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檢呈執行照片暨更正判決請核備。三、謹將上項執行情形連同受刑人陳廷祥黃溫恭兩名生前死後照片各一張......


以及蔣介石批示公文,原判十五年徒刑的黃溫恭,死刑,餘如擬。


手中還有,還有的是血一般熾熱,黃溫恭的遺書影本。

來自她從未得見,不,連她的母親黃春蘭都未曾得見的黃溫恭絕筆。死者,生逢亂世離憂,死時無人收埋,背負叛亂汙名,悠悠數十年又無人祭弔,突然在死之厄運當中夾藏的遺書像一張無人知曉的牌被翻開了,突然便了解了,甚麼是世間悲劇之大成,甚麼,又是白色恐怖最深的歎息。

張旖容非常激動。雖然知曉母親正在新光醫院照護癌症重病的外婆,她還是給母親捎了個電話。

試著壓抑自己內心的震動,她說,外公,其實有留下遺書。

有一封是給妳的。她說。

電話那頭,黃春蘭靜了半晌,說,妳把資料傳給我吧。張旖容在電話這頭,也聽得出母親話語的激切,顫抖的聲音,是一個超過五十年的祕密,被滿面的淚水給沖洗出來。

虛懸峽谷一線的巨石,終會因為遲來的暴雨落入深邃的河谷。

誰能想得到,那缺席空白超過五十年的父親,曾在生命的最後,留下與世界最後最深刻的聯結呢。他的外孫女,從國家檔案局手中,首次見到這些信件的複印本。夾雜在那四本公文、判決書、筆錄以及財產沒收清冊之間。

往事,就這樣被湮沒了半世紀。

關於馬場町,路竹,以及燕巢支部案的一切。

只是這些該如何來得及,當黃溫恭埋骨六張犁,他的遺志從未被完成,身後將大體捐獻給醫學生的願望毫無實現的機會。這些,又怎能只是關於一家一人一事,當靜止的時間開始運轉,該如何償還那已近風燭殘年的女人,直到失智依然困窘於年輕時期警察的騷擾,必須將身分證安放在口袋裡才能安心的驚懼。白色恐怖之後的那一切,是國民政府竊佔與剝奪的歷史,是台灣黑五類生命的阻礙與巨石,會有人說,你該想想自己是甚麼出身。竟有人那麼說。經歷過所有這些,又該如何冷靜下來擁抱一個曾那麼惡意的世界,該如何重新審視,家早已再不能圓的缺憾?

然而,張旖容手中的遺書僅是影本。

誰能接受--先人留下的家書僅是影本。

碰觸黃溫恭最後的筆跡不可得,連臨紙涕泣,遙想那最終的絮絮滔滔,不捨與夢想,與願望,都不可得。國家剝奪了黃溫恭的生命,還不夠,尚且將他在人生最後一段走過的折磨與顛仆,終於落筆成文的那些血淚字句扣留五十六年。曾經,國家為了封鎖人民知的權利,全力拖延檔案法的制定,然而二十一世紀了,是國家的顢頇使然,抑或是消極作為的憊懶,黃家幾度去信檔案局要求返還遺書,國家仍說,無「法」返還。

彼時,國家檔案法在二零零二年方通過施行,關於遺書正本歸還家屬的細節,卻未曾被關照。

國家看不見他們最終仍如恆星般,向世界發散的光芒與溫度。國家總歸是不希望他們被看見的罷。諷刺的是,這個說著無「法」返還的國家,說著遺書在國家檔案局保存得很好,歡迎家屬隨時前來參觀......的國家啊,同時也是讓蔣介石凌駕於「法」之上的無法時期,用一支筆,八個字,便剝奪了人民性命的國家。

黃溫恭,死刑。餘如擬。

春蘭!妳能不能原諒這可憐的爸爸啊?春蘭!我不久就要和世間永別了。用萬分的努力來鎮靜心腦,來和妳做一次最初而最終的紙上談話吧。我的這心情恐怕妳不能想像吧!嗚呼!臨於此時不能見妳一面,抱妳一回,吻妳一嘴......我甚感遺憾!長恨不盡!我相信妳很切實地愛要知道爸爸的事及爸爸的面貌吧!關於我的事,請媽媽講給妳聽聽吧。爸爸回台以來照的像片不多,沒有適當的像片可給妳。連結婚紀念寫真都沒有照過。我告訴妳,如果要爸爸的像片,由醫專的同學,孫瑞辰先生亦王万全先生借我醫專畢業紀念照的像片來復照吧。那像片有兩張,一張是穿制服,戴角帽。一張是穿西裝。



黃溫恭一九二零年生於台灣日治時期,是村裡唯一中醫師兼村長的長子。一九二零年生於台灣日治時期,是村長的長子,其父同時也是村中唯一的中醫師。他繼承父親家學衣缽,看著父親義診,讓貧苦的村民賒帳,在那恪守信用的年代,父親巡著鄰村診療,在帳冊上寫落病患的姓名與費用。他看著。或許握緊了拳頭,盤算著要為自己的國家島嶼,做點甚麼。

台南二中畢業後,他負笈日本,就讀齒科專門學校,畢業後正逢大戰時期,他受日軍徵召赴中國東北哈爾濱擔任關東軍醫官。

戰後,黃溫恭返國開業,主持路竹鄉當時唯一的一間齒科診所。適逢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初期,時局動盪,二二八事件,他看著,看著那時人群如火中的蓮花般沸騰,時代的潮流讓許多人的身影巍峨地站起了,卻也有更多人倒下。

他看著這些。
是懸壺濟世使命感使然,看見敗戰來到台灣的國民政府的惡行惡狀,領有外科醫師專門執照的他,是否認為這是個需要--手術切入政治肌理的社會,這是個需要切除壞疽死肉的島嶼。他期望島嶼痊癒。也許,私底下他傳遞著《光明報》,即便是那樣的風聲鶴唳的時期,他仍接了幾場演講,繼續與人們談論著他關心的家國社會。

也許,他曾擔心過自己的命運,是否會和他三十一歲那年所目擊的,那些被老大哥帶走的人相同。

也許,擔心歸擔心,剛回台時,他曾經親眼目睹的,以清鄉之名所為的屠殺啊,那些坑渠裡的屍首,是應該的嗎?或許,對於台灣可能的未來,不只有一條路,他這麼想。或許,這一切都讓他覺得應該要做點什麼。也許,小時已習於與日本師長反抗的他,面對著比日本人更惡劣的「同胞」們,讓他不能只是每天面對著病人,晚上回家數鈔票就好。也許......

這麼多的也許。卻都指向了一個命定的未來。關於兒女心中理所當然病死的,缺席的父親。關於妻往後絕口不提的一道命題。關於那些他親筆寫就,卻遲至二十一世紀初方送達的,遲到的遺書。

儘管判決書白紙黑字說明黃溫恭受盧燦圭吸收加入共產黨,黃家後人對於黃溫恭是否真正加入共產黨,又如何使後人人生走入幽涼之路,仍莫衷一是。

固然,二戰落幕後,國共軍事鬥爭時期,共產黨作為國民黨的首要敵人,其被汙名化被不可說被羞於提起,自是無可厚非。黃大一說,關於黃溫恭加入共黨之事曾有一說,是在關東軍服役期間、在礦場任職軍醫的黃溫恭,於共產黨新四軍接收東北時,被迫簽下共產黨入黨名冊,那是父親為了返台的,不得不。黃大一所認定的黃溫恭,乃是死於白色恐怖成為彭孟緝個人升官的工具,所有名冊上的人啊,不分青紅皂白都無法自白色恐怖的巨翼底下脫逃......

然而,從燕巢支部案涉案人士黃金清口中,傳遞著《光明報》的黃溫恭卻是像火炬一般照亮著台灣未來的希望。自盧燦圭自白中,亦直指黃溫恭被吸收加入共產黨的事實,一如判決書所載明的。只是只是,在那個年代,敢於堅持自己信念,敢於對國民黨政府表達不滿的知識份子並不知道,自己即將被寫入一段長期被挖空的歷史。發生,但不被記得。

就像十八歲之前,一直理所當然覺得父親是「病故」的黃春蘭。一如對黃溫恭絕口不提的母親。

碑文刻下了復被抹去,怎能被掩藏,湮沒在史實的洪流與不可見人的黨版歷史裡。黃春蘭自承,以當年國共敵對時期的國民黨教育,在在都將共產黨妖魔化,因此不可說,不可提,不可承認--然而,黃春蘭所相信的是,即使黃溫恭參加了共產黨也是一件正確之事。

「父親想必是一個有理想的年輕人。眼見國民黨這個腐敗、戰敗、落荒而逃的政權來到台灣,他當然會比較期待勝利者的到來。他會想,為什麼共產黨在中國得以勢如破竹拿下天下,一定有他的理想在。」黃春蘭說,「我相信我父親是有這種理想,所以他選擇了共產黨。而且這種人,在那個時候的年輕人,一定很多。」

在燕巢支部案中,黃溫恭的南二中同學與學長學弟,包括陳廷祥、其弟陳廷淵,林恩魁等人皆為同學,彼時同屆三個班全數一百多人,牽連於共產黨案件者即所在多有。

「那時候,共產黨來台灣吸收的這些人,想來他們都有共同的願景,我不認為我父親的選擇是錯的。」黃春蘭說--加入共產黨的眾多年輕人啊,若要依附一個強而有力的、對抗國民黨的組織,只有共產黨了。而若回歸到當時的時代背景,那強而有力的勝利者之召喚,對照落荒而逃至台灣的腐化的國民黨,都是時代的必然。「而且,在二二八之後,其實讓非常多的台灣的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想必是更加失望,因為期待和事實的落差實在是太大了。」黃春蘭這麼說。

只是,當這一切被挖掘出來,都已來不及了。

他的身影,仍以各種樣貌,瀰漫在家人後來的生命裡。那些泛黃的筆錄檔案,如鎖鏈般深深束縛了所有「往後」的事件。生前最後一張照片,勉強可辨認出他嘴角一抹淺淺的微笑,見不到驚慌懼怕,反而有著參透了什麼的,安詳與篤定。

在那歷史與詮釋的缺口,在判決書與家人的想像的記憶裡,那已無法確知的空白之處,彼時的黃溫恭,他在想什麼呢?

鈴蘭!妳是我心愛的寶珠!爸爸不久就要和世間永別了。爸爸和妳一塊兒生活,只有一年半,就被捕而和妳們離別了。那個時候妳還不能講話,只能講幾句單語而已。撒嬌似的叫爸爸、媽媽而笑嘻嘻的妳還映在腦哩,使我感慨無量。......由我的淺薄的觀察,推察來綜合,妳的先天是很好的。如果妳的後天能夠配合的話,妳的將來是未可限量的。有一天爸爸夢著妳成為很有名的大音樂家。唉!如果能照這夢的話是多麼好的啊!......

自張旖容於二零零八年發現遺書,到信簡終回到黃家人手中的二零一一年,則又是另一條漫長的協商與斡旋之路。

封藏於國家檔案深處的遺書,本該是家屬的私人物件。

「欸,人都被你槍斃了,這個白色恐怖的處理也告一段落,可是你為甚麼這些遺書,還扣著不還?」黃大一說,當時家屬嘗試去電要領回家書,國家檔案局的卻回覆--遺書在國家檔案局獲得妥善保管,家屬隨時可親赴觀覽,爾後更改口表示,檔案局可提供家書影印給家屬的服務。礙於檔案法規定,輕輕一紙公文說道,無相關法規可奉令歸還,便擋住了黃家人親手碰觸黃溫恭絕筆筆觸的可能--檔案局覆信黃家,言及遺書保存,僅表達「遺書在檔案局妥善保存,歡迎隨時來參觀,亦可影印攜回。」

啊,一個空白的父親,缺席的父親,竟只能存在於冰冷的影本之中嗎。黃春蘭在黃楊清蓮病榻旁念了父親的遺書,母親毫無反應。她怨恨無情的命運嗎?她會覺得丈夫的犧牲是遺棄她嗎?沒有人知道母親的心情。

「啊我當然很不高興啊!欸這是我老爸給我的東西,是我私人的財產,我今天為甚麼要拿影本,然後有求於你?是你給我恩惠我才可以去看。所以後來我給馬英九寫了一封信,我說這個東西你一定,我要你親手還給我。不然老子跟你沒完沒了。」黃大一又再點起一根菸。

他們所唯一知道的,是黃溫恭所留下的不僅是未及完成的遺願,更該讓遺書回到它們原本命定的收信人手中。

黃溫恭後人為此來回奔走,長子黃大一去信總統信箱,竭力要求馬英九返還先人遺書。黃大一說,遺書本是家屬所有物,否則後人哪能讀及林覺民那封撼動人心的〈與妻訣別書〉: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為汝言之......。另一廂,黃春蘭、張旖容母女則召開記者會,幾度透過媒體向政府喊話,直指政府不應非法扣留先人遺書,呼告之下,終讓國家檔案局動起來,清查所有白色恐怖相關文件與留檔,尋獲白色恐怖受難者留下的遺書共達 177 件。

177 封信,多令人瞠目結舌的數字。意味著,有太多太多未及傳遞的交代與願望,被封藏,被掩蓋,超過了五十五年時間。

人生,能有幾多個五十五年。

在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協助之下,加上媒體曝光,政府備感輿論壓力,但政府雖同意在補償基金會制度架構下返還遺書,卻仍要求黃家後人需簽署同意書。黃春蘭與黃鈴蘭姊妹迫於無奈簽下文件,相關要求卻引起黃大一不滿,認為政府在白色恐怖期間的錯誤作為已擴散多年,除卻非法扣留遺書,返還原就屬於受難者家屬的遺書文件,簽署同意書的要求,實屬無理,更呼籲政府應辦理公開儀式交還黃溫恭遺書,並由總統馬英九出面代表國家表達扣留遺書遲歸的歉意。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五日,台灣解嚴廿四週年紀念日。才由馬英九歸還本屬於黃家的黃溫恭家書。

然而政府的顢頇,在來回斡旋要求返還遺書的過程中,更展現無疑。

典禮上,主辦單位規劃讓馬英九致詞時間達十二分鐘,而家屬則由一人上台代表領取五封遺書,整個返還規劃時間僅五分鐘。事前,政府更要求不應由發現遺書的張旖容代表家屬致詞,而由黃溫恭長子黃大一代表,且須提供講稿讓相關人員核閱,主體的錯置,使得已遲來的家書返還流程,顯得荒謬至極--受難者已在國家的蠻橫作為之中被消音,家屬更被國家變成了為政治人物站台的配角與棋子。

經過爭取,在返還儀式上乃由黃大一代表家屬上台致詞三分鐘,遺書受領人則逐一上台,由總統馬英九手中接下返還的遺書。黃大一領取自己的、與母親黃楊清蓮的遺書,接著是黃鈴蘭、黃春蘭分別領取屬於自己的遺書,黃家表妹則代表其母杏妹接下遺書。在台上,黃春蘭雖泣不成聲,仍字句鏗鏘地向馬英九說,往後,請切莫再提蔣介石功大於過的事情,是蔣介石擅自更動判決,改判黃溫恭死刑,抹滅了黃家兄妹曾可能擁有一個遲歸父親的機會;是蔣介石的硃筆一揮,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四日,親手將父親黃溫恭從家族史裏頭抹去......

那時,距離張旖容發現黃溫恭留下遺書的時間點,已經過了二年八個月,遲來五十八年又二個月的遺書,終獲歸還。

可是黃楊清蓮已在二零零九年七月往生,等不到親手拿到遺書,無法感受到丈夫臨終前對她的不捨與愛憐。

她終身未改嫁,用頭顱與身體頂住恐懼與憂慮,將三兄妹拉拔長大,那封寫給最親愛的她的遺書,無法寄達的誠意,也是歷史的巨輪將一家人的青春踏碎了,即使遺書回到黃大一的手中,已無法改變任何事情。

杏妹!我相信妳一定為我而濺些悲傷的淚......啼哭是美貌的強敵啊。請妳不要悲傷。和死的掙扎已經終結了。精神上及肉体上,都感覺得疲勞不堪了......我深切地希望休息。古人說得好,「永眠!」我絞盡最後的精力來寫這封遺書之目的,是要對妳道謝生前之愛顧及拜託兩三點事情。有兩三點,拜託妳......孩子們如何愛慕著妳,而多麼受妳愛顧,我非常清楚。可憐的很,他們是無父之子了。我非常懇切地拜託妳好好的訓導他們。不可給他們灰心,自暴自棄,成為歪心的人;我知道妳是很能幹的教師。如果他們能受妳的訓導,他們的將來是不可限量的。抱憾的很,我不能報答妳的照顧,但我相信,他們一定有光明耀輝的日子可報答妳的大恩。

黃溫恭被捕下獄,業已註定了黃家接下來五十年的悲劇基調。

而一九五三年五月廿日,黃溫恭受難,不僅未曾替家族悲劇寫下休止符,反而帶來了更多更多驚懼而真實存在的幻夢,構成白色恐怖的巨大網羅,過去六十年來,不斷侵襲著黃家。

不論求學,就業,遷徙或出國,均長期掣肘。

當時,警察三天兩頭就會上門做「戶口調查」,美其名是關心戶口流動,實際上卻是對白色恐怖受難者長期的騷擾與精神轟炸。膽怯的黃楊清蓮養成了隨身帶著小包包,裡頭放著身分證以備檢查的習慣,即使晚年失智,黃楊清蓮依舊每天拿出身分證反覆確認著,呢喃著, 警察就要來檢查了,丟掉會被捉去關......風燭殘年的女子,甚至不記得自己的女兒,不記得外孫女,但那深深刻印在內心深處的恐懼卻怎麼也忘不掉。

怎麼可能忘掉呢?

黃大一的童年,記憶中,幼時鄉村的老家場景,憲兵挺著掛上了刺刀的步槍,閃爍著 冷峻的刀芒,不斷地往稻草堆裡戳刺,就怕裏頭窩藏了甚麼人。

還有幾個,正在家裡把東西往外搬,那是黃溫恭診所的牙醫器材,再也要不回來了吧,軍人們咆哮著,震盪著村子裡紊亂的氣旋。當時的村長,也是黃大一的祖父,頹然坐在平時他為村民看診的椅子上,旁邊的軍人逼著,亮出了手槍......

即使是很久很久以後,警察仍不時前來黃家查戶口,陌生的聲音響起,把你家的戶口名簿拿出來......心想前兩天不是已經查過了?警察說,上禮拜是上禮拜的,這禮拜是這禮拜的。又問,那幾個孩子們呢?一個在洗澡,一個在補習,一個在外頭玩。為了讓警察確認一家四口都沒跑掉,在隔街補習的黃大一,硬生生被從課程中間叫回家來「點名」。白色恐怖--過去很久了嗎?這是國家對待台灣黑五類的寫實場景,時刻監控,時刻煎熬,時刻得報告行蹤。

為了讓黃大一受更好教育,黃楊清蓮帶著三個稚幼兒女搬到台南。任教職的她,也希望可以從路竹調至台南服務,然而作為黃溫恭遺孀的身分,讓調動案一再受到杯葛,黃楊清蓮必須每日天都未明,便出門趕第一班從台南到路竹的火車,而晨昏早眠的作息,幾年下來,除了周末,她甚至只能見到自己在台南讀書的兒女酣眠,不能好好地抱抱他們,不能好好地同他們說話。

如此遭遇,是一個正常國家的人民所該有嗎?

不僅黃楊清蓮遭逢不平等對待,直到黃溫恭受難二十餘年後,「政治犯家屬」的陰影,仍寫在黃大一與黃春蘭的求學之路上,揮之不去。

「那時候,我在四月決定不跟指導教授轉去 Emory University 是因為要等妹妹。因為妹妹說好了暑假就要來美國啊。但後來妹妹拿不到護照,沒辦法來美國,讓我 Emory University 那邊、還有 Ohio State University 這邊兩頭空,才沒拿到博士學位。」黃大一說,「我後來打電話寫信去給原本的指導老師,他說--如果你四月份有跟我過來,其實就沒事了。故事就不一樣了。但是自己當哥哥的,如果要我重來一次我也不會後悔,我還是等。我的選擇嘛。總是有一個照顧,雖然不一定說真的可以怎樣,大家功課都很忙,但至少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妹妹,特別是我這個妹妹,從小連父親都沒有見過啊!」

固然是國民政府的腐敗與貪瀆,讓黃大一還能「運動」出一條出國赴美念書的通達之路,然而,黃溫恭之死不也正因國民政府的腐敗。若非如此,黃溫恭何嘗會因政治因素下獄,何嘗會自十五年徒刑而為蔣介石擅自改判為死刑--若不是國民政府,這些後來的悲劇怎會發生,黃家,又何以需要承受這些?


「老子就是台灣黑五類啦。」黃大一說。

永別的時到了。我鎮壓著如亂麻的心窩兒,不勝筆舌之心情來綴這份遺書。過去的信皆是遺書。要講的事情已經都告訴過妳了。臨今並沒有甚麼事可寫而事實上也很難表現這心情。我的這心情妳大概不能想像吧......。

黃溫恭受難後,五十多年時間所遺留下來的,豈止是被挖空的家族史。

那些耽誤,迫害,與幽靈般出沒的國家暴力從未遠去。

幸而家族充滿愛。幸而黃溫恭父親的庇蔭。村里居民並未對黃溫恭的政治犯身分,而對黃家有差別待遇。三兄妹即便不知何謂父親,仍無仇無恨無不安,母親只是不提。

沉默的五十年。

家庭即使不曾富有,卻而長輩的關愛仍讓黃家三兄妹在溫暖情境當中長大--至於知曉對國民政府之恨,已是成年之後的事了。

黃溫恭受難十餘年後,他的么弟選擇了同樣的牙醫之路,同樣回鄉主持路竹唯一的一間牙醫診所。不同的是,黃溫恭的么弟選擇了專注執業,不再接觸政治的這些、那些。短短十數年間,即已累積可觀財富,舉家移民至美國,再次取得美國當地的牙醫執照,成為年收入達六十萬美元的牙醫師。倘若,倘若黃溫恭也選擇一條不那麼政治的路,黃家三兄妹,以及黃楊清蓮已過去的未來,會不會有條完全不同的道途?

只是歷史是沒有倘若的。

啊,人生的際遇何等令人唏噓。

黃大一未能完成博士學位,黃春蘭錯失大好機會赴美攻讀博士,又何曾是國民政府認定黃溫恭為叛亂罪嫌之時所能預見?

時間繼續運轉,造就了在那之後的一切。如黃溫恭最終的提點,黃鈴蘭絕佳的音感,奇佳的本質,雖未如黃溫恭期許的成為音樂家,倒也培養出一對優秀的兒子,老大獲美國博士學位,老二則成為了身心科醫師。黃春蘭雖未如願攻讀美國博士班,仍在台灣大學取得化學博士學位,任教於高雄海洋科大。

這些,父親黃溫恭,都未曾得見。

白色恐怖簾幕是掀開了抑或從不曾被真正揭曉。元凶迄今尚未被指認,那些化名也好、真名也好,寫在判決書上的打手,可曾真正道歉了,又可曾被確切地譴責了。受難者與家屬的故事不斷往下寫,無從追認的加害者,依舊面目模糊--這難道不是意味著,一個國家的轉型正義尚未完成。一個戟指的手勢,就可判定另一個人是匪諜,必須死去的國度,那是怎樣的時代,讓多少熱血的青年必須為自己的理想,付出生命作為代價呢。

歷史啊,面對過去的錯誤,國家必須要檢視自身的疤痕。必須要創建完善的制度,封存那人治社會所可能帶來的所有悲劇,如此台灣才能說,自己已經是法治國家。

「人生和歷史都不能重來。」黃大一說,「地球上生命的演化在當時可能都是肇因於毫不起眼,也絕不壯觀的小小事件,但就足以改變整個生命的演化。回過頭來看,人生,我自己的人生,豈不是也是這個樣子嗎?」

「我自己是把悲憤、危機,變成了轉機,或許對於這個社會可以有一些正面的貢獻。我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做了多少事情我不會後悔,人生要走的時候,我可以微笑跟子孫講說我幹過這些事情。我可以臉不紅氣不喘說我在這麼一個惡劣的環境之下,做過了這些事情。」而關於國家,社會,轉型正義,也都是一樣的道理。黃大一說。

所有的故事都是從「其後」開始的。

其後,台灣必須記得那鮮血照亮的路。記得,不僅為了不要遺忘。

或許,正如黃大一所言,「當初在執行白色恐怖的時候,就先抓起來,先槍斃再說,再來找證據。這個認定的判準是很浮動的。那這個制度,老子說你是共產黨,你就是共產黨,老子說你是什麼你就是什麼的,這個制度,我們要不要改。」記得是為了讓同樣的台灣黑五類悲劇不再發生:「我們台灣面對的問題是在這裡,我們是不是要繼續承襲這種人治的社會,或者是說,我們真的能成為一個法治社會?」

直到黃大一談話中止的時候,這個問題始終還在同一個客廳,或說同一座島嶼的空氣中縈繞著,久久無法散去。